死刑復核
信息概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2]規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的第一審案件，被告人不上訴的，應當由高級人民法院復核后，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高級人民法院不同意判處死刑的，可以提審或者發回重新審判。高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的第一審案件被告人不上訴的，和判處死刑的第二審案件，都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案件，由高級人民法院核準。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高級人民法院復核死刑緩期執行的案件，應當由審判員三人組成合議庭進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授權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核準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規定將《刑法》分則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第五章（侵犯財產罪）、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毒品犯罪除外>）、第七章（危害國防利益罪）、第十章（軍人違反職責罪）規定的犯罪，判處死刑的案件的核準權授權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行使。
最高人民法院通知授權云南省、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四川省、甘肅省、貴州省核準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死刑。
折疊 編輯本段 背景介紹
死刑，又稱生命刑或極刑，它是剝奪犯罪分子生命、懲罰犯罪的一種最嚴厲的刑罰，具有不可挽救的特點。中國在死刑存廢問題上堅持不廢除死刑，但要從嚴控制死刑的適用，堅持少殺、慎殺、防止錯殺。這一政策在實踐中的體現是中國不僅在實體法上對死刑的適用進行限制，而且在程序法上對死刑的適用也做出了特別的規定，這就是死刑復核程序。 死刑復核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對判處死刑的案件進行審查核準的一種特殊程序。普通刑事案件實行“二審終審”制，第二審裁判為終審裁判，一經作出立即發生法律效力；而死刑必須經過復核這一特別程序進行復審，只有經過復核并且核準的死刑判決才能發生法律效力，才能交付執行，這是二審終審的例外。
2002年在延安刑場上發生了驚心動魄的“槍下留人”的董偉案，首次引起法學界人士對死刑二審程序和復核程序的討論。董偉一案反映出中國死刑復核程序中存在的重大問題——死刑復核程序的虛置化、形式化；而不久前發生的河北聶樹斌“冤殺”案和湖北佘祥林殺妻冤案則進一步暴露了中國死刑復核程序的弊端。
折疊 編輯本段 發展歷程
死刑復核程序制度在中國具有悠久的發展歷史，經過秦漢發展到北魏時期，死刑案件基本上由皇帝最后核定，到了隋朝，還設置了專門的機關，明清時期已形成了復核案件的秋審、朝審制度。死刑復核程序中最關鍵的是核準權（又稱死刑復核權）問題，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在此問題上曾幾次變化。 1979年7月1日通過刑事訴訟法所有死刑案件所有的死緩案件
1980年3月6日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80）人大常委會字第10號通知現行的殺人、強奸、搶劫、放火等犯有嚴重罪行當處死刑的案件在1980年內毒品犯罪死刑案件最高法院判決和涉外的毒品犯罪死刑案件除外
1993年8月18日最高法院關于授權廣東省高院核準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通知廣東省的毒品犯罪死刑案件廣東省高院一審判決和涉外的毒品死刑案件除外
1996年3月17日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99-202條所有的死刑案件所有的死緩案件
1997年3月14日修改后的刑法第48條所有的死刑案件所有的死緩案件最高法院判決死刑案件除外
1997年9月26日最高法院關于授權高級法院和軍事法院核準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刑法分則第一、三、八章規定的犯罪判處死刑的案件刑法分則第二、四、五、六（毒品除外）、七、十章規定的犯罪，判處死刑的案件解放軍軍事法院可以行使以上死刑復核權的變化表明：第一，中國的死刑復核權一直由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級人民法院行使；第二，死刑復核權的下放更多的是基于簡化訴訟程序，提高訴訟效率的考慮；第三，不同類型犯罪的死刑核準權歸屬不同。死刑核準權的下放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打擊犯罪的及時，但與之相連的負面影響也非常明顯。中國刑法對有些犯罪的定罪量刑規定的比較籠統，加之各地的實際情況不盡相同，審判人員的法律水平和素質參差不齊，造成不同地方死刑標準不同，使死刑復核程序防止錯殺、減少偏差、保證公正的目標難以得到實現，不利于有效地控制和減少死刑的適用，也不利于實現定罪量刑的綜合平衡。
由于下放死刑核準權的均為實踐中多發、量大的犯罪，實際造成了中國判處死刑的案件，絕大多數由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核準并下發執行命令。從審級上講，被授權核準死刑的法院，也是死刑案件的二審法院，各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在審理中實際上是將二審程序和復核程序合二為一。因此，對絕大多數死刑案件，死刑復核程序實質上被取消了。
2015年1月，最高法印發的《關于辦理死刑復核案件聽取辯護律師意見的辦法》作出規定。從2015年2月1日開始，辯護律師要求當面反映意見的，案件承辦法官應當及時安排。
辦法共10條，主要規定了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審判庭在辯護律師提出有關事項時的處理辦法和流程，包括查詢立案信息，提交書面材料，查閱、摘抄、復制案卷材料，當面反映意見，送達裁判文書等。[1]
折疊 編輯本段 涉及問題
死刑復核權的現存問題
從“合理有度”到“程序紊亂”原因分析
程序正義的理念被置之不顧
從立法到司法的“重實體輕程序”的觀念使得在“從重從快”地與犯罪作斗爭時，程序正義的理念被置之不顧。
立法司法解釋的模糊
刑訴修訂后，最高人民法院于96年和98年兩次作出《關于執行〈刑事訴訟法〉的司法解釋》中均回避了這一問題。僅規定：“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的一審案件，被告人不上訴，人民檢察院不抗訴的，上訴期滿后3日內報請高級人民法院核準�！钡菍Ρ桓嫒松显V，檢察院抗訴的死刑案件如何處理則未作規定。
程序設計的缺失
死刑復核制度在程序設計上的不足，如審理采全面審，核準沒有期限限制等一些不符合訴訟效率原則要求的程序漏洞長期得不到彌補。在惡性犯罪增加，死刑案件急劇上升需要下放核準權來提高效率的情況下，程序發生混亂也就在所難免了。
折疊 編輯本段 75歲免死
.南方周末《死刑復核階段75歲免死第一案》[3]
作者：南方周末記者 滑璇 ，來源：南周社會。
“過去很多人認為死刑復核屬于行政審核，但通過這個案例，最高法院確認了死刑復核的審判性質�！�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對年過七旬的毒販王倫業不予核準死刑，并直接改判為無期徒刑。
2013年5月，因走私、販賣毒品罪，王倫業被廣西防城港中院判處死刑；2014年6月，廣西高院維持原判。
王倫業的辯護律師謝通祥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最高法院改判的主要法律依據是2011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第三條，也就是修訂后的刑法第49條第二款：審判的時候已滿75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但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就我所知，這是最高法院第一次依據刑法第49條，對年滿75周歲的人不予核準死刑�！北本⿴煼洞髮W刑科院常務副院長、曾在最高法院掛職刑三庭副庭長的盧建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近年來，最高法根據寬嚴相濟原則，對一些年齡較大如超過70歲甚至65歲的人，也做出過不予核準死刑的決定。
年齡是王倫業最重要的救命稻草。
2014年夏天起，謝通祥與助理律師謝修志一起，向最高法院提出王案兩審判決中存在的基本信息錯誤�！耙皇悄挲g存疑，二是民族不對�！�
謝通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根據王倫業自述，其于1938年出生在越南芒街，但中國居民身份證與戶口本上的出生年份為1940年，與實際不符；且王的民族為漢族，并非判決中所寫的壯族。
此外，謝通祥等還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請，認為王倫業曾經檢舉揭發了越南境內的販毒活動，應認定為立功表現。
2015年初，最高法院通過調取王倫業的戶籍證明等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核實，并最終認定王倫業民族為漢族，但生日年份及檢舉販毒活動無法查證，判決書中未有提及。
按照法院所認定的1940年出生，王倫業終審被判死刑時為74歲。
2015年3月3日，等待死刑復核的王倫業年滿75周歲。
經與復核此案的最高法院刑四庭法官約定，這一天，謝通祥向合議庭提交了辯護意見。最主要的觀點是，“即便按照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1940年3月3日，王倫業這時也已經年滿75周歲，不應該再適用死刑了�！�
經過多次溝通，最高法院最終采納了律師的辯護意見，于2015年5月29日做出判決，撤銷廣西高院、防城港中院兩審判決中判處王倫業死刑的部分，對王改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最高法院在死刑復核階段適用這個條款的，在中國還是首例�！�
謝通祥說，這意味著法條中“審判的時候”不僅包括一審、二審也包括死刑復核�！斑^去很多人認為死刑復核屬于行政審核，但通過這個案例，最高法院確認了死刑復核的審判性質�！�
對此，北師大刑科院院長、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趙秉志曾對媒體表示，刑法第49條所稱“審判的時候”主要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至判決生效前的期間。具體到死刑案件中，如果死刑復核裁定尚未作出，那么原一、二審法院所作的裁判即未發生法律效力，案件仍處于“審判的時候”。而該案中，王倫業于死刑復核期間年滿75周歲，且不屬于“以特別殘忍的手段致人死亡”之情形，所以對其不應適用死刑。
目前，中國法律對于死刑復核期限尚無明確規定。據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院長曲新久介紹，實踐中，死刑復核期限一般不會超過半年；除極個別事實存有爭議的情況外，最多不會超過一年。而死刑復核時間拖得越久，最后不予核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雖然有了這樣的先例，但是被判處死刑的被告有意拖延訴訟進程，以達到‘75歲免死’條件的情況，不太可能發生，”曲新久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因為訴訟進程是否拖延，主動權掌握在司法機關手中，而不在律師�！�
曲新久解釋，“及時迅速審判”是一條不成文的法律原則，目的是保護當事人的利益。如果真的出現類似案件，它就成為“及時迅速審判”原則的一個例外，即使律師為此拖延訴訟，也是合理的，沒有任何違法或不當的行為，不應受到批評指責。
折疊 編輯本段 槍下留人
新華網 央廣網[4] 人民網 中央電視臺[5]報道《最高法緊急下令暫緩運毒7.5公斤農民死刑執行》[6]
據中國之聲《新聞晚高峰》報道，伙同他人運毒7.5公斤，河南農民王廣建兩審均被法院判處死刑。就在行刑前的最后時刻，最高人民法院罕見地啟動了暫緩執行死刑的程序，用老百姓的話說叫“槍下留人”。王廣建的死刑復核辯護律師謝通祥今天（30日）告訴記者，最高法已經委托中院依法調取新證據，將對此案重新作出裁定。
簡單回顧一下這個案件：
2012年11月，杜某找到王廣建，告訴他自己有一批貨在廣東，他租用了趙恩軍的運輸貨車，希望王廣建可以和趙恩軍輪流駕駛去廣東拉貨。王廣建上車后看見了杜某放在車里的加油錢、過路費2萬元和一部手機，之后他與趙恩軍駕車南下，而此時杜某也乘飛機先行去廣東等候。
第二天，車行至大廣高速汕頭一服務區附近，王廣建將杜某購買的裝有大量毒品的編織袋放入車內。2012年11月23日晚上10點半左右，兩人在濮范高速范縣收費站處被公安機關抓獲。在杜某托運的所謂“貨物”中，搜出8包甲基苯丙胺7509.2克。
案件審理期間，王廣建一直稱自己不知道運輸的貨物是毒品。河南兩級法院以犯運輸毒品罪，分別判處王廣建死刑、趙恩軍有期徒刑15年。今年8月，最高院核準王廣建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在什么情況下發出了暫緩執行的通知？重新裁定意味著什么？
記者采訪了此案死刑復核階段的律師謝通祥，謝律師說，王廣建的家人找到他時，情況特別緊急，最高法院已經核準王廣建死刑了，所以情況非常緊急，王廣建隨時都有可能被執行死刑。
謝律師立即給最高法院打電話，申請暫緩執行，依據是一份錄音錄像，當時王廣建的家人和濮陽律師提供了一份錄音錄像的新證據，在這份錄音錄像中毒販親口說王廣建不知道駕駛的貨車上面有毒品，所以謝律師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案件事實至少是存疑的，另外結合王廣建此前檢舉他人立功的證明材料，這些新證據可能影響定罪量刑，因為情況緊急，人命關天，所以謝律師就給最高法院主管人員打電話請求暫緩執行死刑，最高法院相關領導和法官都非常非常的負責，經過研究也認為出現了影響定罪量刑的新證據，依法需要暫緩執行死刑，就立即通知下級法院到公安機關調取相關證據。
后期謝律師又和另一辯護人謝修志提交了細心撰寫的《請求最高法院暫緩執行王廣建死刑的律師意見書》。
根據《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的規定，經過最高法院審查后，認為新情況可能影響死刑犯定罪量刑的，應當裁定停止執行和撤銷死刑；認為不影響的，應當裁決繼續執行死刑，但是王廣建運輸毒品罪這個案子出現了影響定罪量刑的新證據，并且王廣建還有重大檢舉立功表現，根據謝律師多年來從事死刑復核辯護的經驗，他相信最高法院一定會慎重研究后依法做出裁決的。
在什么情況下可以申請延遲行刑？這種“槍下留人”的案件多嗎？記者也就此采訪了律師。
專門代理最高法院死刑復核案件律師業務的謝通祥律師表示，這么多年的過程中能夠感覺到暫緩執行死刑的情況還是非常罕見的，九年來他一共才申請了三個，但是死刑改判和撤銷死刑的案件相對于前些年有所增加，謝律師說他今年代理的成功案件就有許多，比較有名的像王倫業75歲死刑復核改判第一案，黃金大盜撤銷死刑等等，這些都是最高法院這幾年認真貫徹中央依法治國和少殺慎殺的精神的結果，這幾年死刑改判和糾正冤假錯案明顯增加，因為我國在保障死刑案件被告人權利方面也在逐步完善。
鄭云龍律師執業于內蒙古紅城律師事務所，是赤峰誠遠法律咨詢服務有限公司首席合作律師。赤峰刑事（毒品）犯罪辯護律師；草原狼刑辯網絡公益學院（赤峰）毒品犯罪辯護研究中心主任；草原狼公益戒毒禁毒志愿者聯盟成員；赤峰政府采購專家庫法律專家。
鄭律師專業領域：刑事案件（毒品犯罪、職務犯罪、網絡犯罪）、行政案件、招投標、政府采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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